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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6

地平线、小屋和岛

 

 

丹尼尔·贝纳 撰,李察·塔克西埃 撰,马振骋 译

 

 

塔克西埃——地平线勘探者

 

    海洋、海洋:地球和天空的镜子,大地持续不断地呼吸,一切生命的水库,恒动的物质,不可窥测的透明体,飘逸的密度,无比浓稠的液体,万紫千红的调色板,永不枯竭信息源(漂流的木头、人类冒险的形形色色陈迹,艺术家把它们从沙滩上拣来,借物赋形制成了艺术品)。海洋是一切,是的,但是在艺术家塔克西埃(Richard Tetier)的眼里,海洋的价值尤其在于它的地平线,包含着对人的遐想的承诺。
    塔克西埃,这位不知疲倦的地平线勘探者,绘画对于他来说,既是去感觉我们脚下被植物覆盖的沙粒与贝壳,也是去表现它们在内心引起的图像,尽量深远地在这条地平线后面探索。越过这个圆不懈地挖掘,同时又不失去对最初感觉的回忆,这就是塔克西埃的工作。
    他笔下海洋的蓝色偏向土地的赭色,要不就是接近岩浆的绛红或浓雾的乳白……但是由雾、海水、藻类植物、沙、岩石或熔岩组成的海洋,永远映照星相的天空,处处是神奇的妖魔,承载进化信息的鱼、饱浸海水的嶙峋小岛,古代天书中遗留下来的诡异文字——因为书籍一直是我们最珍贵的“历险伴侣”。这个圆以外的物质变化无常,塔克西埃也对此随心所欲地画出他的地图画——这也是对地图画初期尝试的颂歌——发现令人向往的群岛,出发寻找流动的一致性,找寻他的北斗星,矢志不渝地“破空而出”,用手撷取这“上界”的东西!

(丹尼尔·贝纳 撰;马振骋 译)

 

在浮屋屋顶绘画

 

    这是我最原始的安乐窝,用最小的手段取得最大的效果。要感受世界各种力量的回响,再没有更好的地方了。关于小屋的设计,我最喜爱的莫过于支柱插在水里的那种吊脚楼。几年前,我在大西洋岸边盖了一间小屋,通过一条长浮桥进入室内。那里把这类小屋称为浮屋(Les Pontons)。最累人的不是屋子,而是打桩子,支撑小屋的柱子都细如火柴梗,密密麻麻形成网状,可是坚固结实,可以顽强地经受春分与秋分时节的强烈暴风雨,抵挡使海水倒立的强风,抗拒盐与海水的腐蚀。每年涂上一层宝蓝色油彩,竖起一只自行车轮子作为风向仪,就这样出发进行我的探索。
    人家经常坐在浮屋上钓鱼。我上屋顶主要是阅读、画画、冥想计划中的画。这是浮屋的战略:帮助小人物享受自己渺小的脆弱,借宇宙的能量使自己心花怒放。

(李察·塔克西埃 撰;马振骋 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岛

 

    我不知道岛的气味为什么这样好闻。可能是为了让四周的海水香喷喷。马西亚尔(Maetial)对我说过,要了解自己的岛,必须每年绕着岛走上一圈,坐船朝一个方向驶去,又步行从另一个方向回来。跟岸边的海水闲聊,在海滨的小道上徘徊。用脚步来丈量,以小舟来勘探。这样定期地、专注地测定它的领土,琢磨层层包围的浩瀚水面,去象征性地进行征服。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岛。在我童年的岛上,有农民、水手、泥瓦工、牡蛎养殖者;其实都是同一批人,他们只是随季节的更迭变换手中的工具。他们不把这当工作,只看作是活儿。他们不是选择一门职业,而是保持一种身份:岛民状态。为了确定自己的位置,风提供轴心,海洋指出方向,月亮带来潮涨潮落,用于引动梦想的开拓。

(李察·塔克西埃 撰;马振骋 译)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07年5月号。)

    《明报月刊》编按:原文为法文,转译自丹尼尔·贝纳(Daniel Pennac)著《李察·塔克西埃》(Richard Texier),Flammarion出版社,巴黎,法国,2004年,P17-P21P150-P206,2004年版。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玛丽·洛朗桑:巴黎的玫瑰》(转)

玛丽·洛朗桑:巴黎的玫瑰
                                            ——20世纪女性艺术家扫描之一

 

刘苇

 

    宛如出于一种共谋,在艺术史专著中,女性艺术家的地位从未予以充分的确认。一种令人困惑的沉默现象始终笼罩在那些卷帙浩繁的书中。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出于某种疏忽,撰述者像是被奇特的观念所束缚从而盲视她们的存在。真相绝非如人们想像那样:女性艺术家寥若晨星;也非编撰者出于男性偏见与误解。其背后更深刻的原因似乎是审美观念在确立之初就将女性柔婉情愫排斥在美学领域之外。翻开黑格尔的《美学》著作就可窥见一斑,统治其中被宣扬为正统的审美观是:理念、崇高和神性。虽然,20世纪晚期掀起的“后现代”艺术打破了黑格尔的美学理念;同时,也在这股纷杂无序的运动中涌现出各种艺术的新观念、新样式,女性艺术家的地位也得到相应的改观。但从整体看她们仍处于从属地位。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艺术史中被湮没的那些优秀女性艺术家单个挑选出来,展示她们非同凡响的作品,丰富和补充人类艺术遗嘱中被遗漏的那一部分。

    玛丽·洛朗桑是巴黎艺术界的一朵耀眼的玫瑰。在20世纪上半叶,她是改变了艺术流向的“野兽派”和“立体派”中的一员。年轻时代与聚集在巴黎的落魄画家、诗人们交往密切,诸如马蒂斯、毕加索、阿波利奈尔等,并深受他们的影响。但玛丽·洛朗桑又是一位独特的艺术家,她在巴黎那风云变幻的艺术天地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美学视域。经过不断的探索,她的作品逐渐摆脱了早期“立体主义”的影响,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出众风格——那种在艳丽妩媚色彩中透露着淡雅高贵的气质和画幅上仿佛被蒙上一层神秘薄沙似的极富抒情韵味的独特标记。
    

    她的自我独立性使其作品超越了那个时代的限制,并且发展了属于自己的富有女性特点的抒情性风格,她在画作中找到了一条明亮、轻柔的、极富敏感性和灵气的特征之路,充分体现了她作为杰出画家背后的那个具有前瞻性和被赋予了直觉激情的女性的魅力,表明了她是一位独具明慧心灵光芒的人,并能将这一内心光辉隐藏在经过审慎选择的色彩暗示里,将宁静与深邃隐约地流泻在一种被装饰化了的纯美的氛围中。无疑,她的作品对于巴黎画派是一个全新的开拓。

    玛丽·洛朗桑(Marie Laurencin)1883年10月31日出生于巴黎,她是私生女从小由母亲单独抚养,直到她22岁时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那时她父亲已去世8年。她虽然天资聪颖,但家境一直很贫寒,19岁时她在一家工厂学习瓷器绘画,一年后入艺术学院,之后在同学介绍下她加入了一个为贫困和流亡艺术家服务的机构,在那里结识了很多富有才华的艺术家。

 
    1907年在巴黎的画展上她与毕加索和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相识。之后和阿波利奈尔同居。在他们这份浪漫的情人关系中,双方都给对方带来了艺术上的启迪。阿波利奈尔是私生子。他俩共同的经历促使他们走到一起,却也在他们情感成分中共同具有脆弱性、敏感性,以及对艺术漫无边际的好奇心。对孤独与失落的深刻体验促使他们走向了创作。


    阿波利奈尔极有天分,对美非常敏感,他是自波特莱尔开创的新诗运动以来极富才华的继承者之一,同时他对造型艺术的持久兴趣和对形状、色彩的天生感受力,以及加上诗人的异禀,造成他能较别人更快地对新艺术价值作出判断。他当时撰写的富有洞察力的艺术评论,对刚刚出现的“野兽派”和“立体派”艺术进行推介,使马蒂斯、毕加索等画家名噪一时。阿波利奈尔为人温和、善良与真诚,他虽然是诗人,但有许多艺术上有共同追求的画家朋友,他在诗人和画家这两个圈子里像一座桥梁似的将整个巴黎艺术界中出色的艺术家联结起来,不自觉地推动了巴黎艺术走向欧洲。之后他对夏加尔(《向阿波利奈尔致敬》是夏加尔早期杰作之一)、杜桑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以至不少国外艺术家到巴黎后都会去拜访他。

 
    从1907年到1913年玛丽·洛朗桑和阿波利奈尔保持着六年情人关系,这是一段美好的日子。人的生命有时是很奇妙的,我们不知道在整个生命进程中那一段旅程是最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我们事先都无法知道,只有在生命最后时刻才会了解。


    1908年她的画作《一群艺术家》在阿波利奈尔的朋友帮助下第一次被出售。作品主要刻画了她和阿波利奈尔、毕加索和他的情人费尔南特的肖像。画作表达了这一时期玛丽·洛朗桑的生活和内心重心,即对艺术追求的无限渴望。这一次作品的出售对玛丽·洛朗桑非常重要,不仅确立了她在巴黎艺术圈中的画家地位,也使她立下了终身从事艺术创作的决心。但她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没有完全摆脱“立体主义”的影响。之后她又不断创作了各种版本的《一群艺术家》,这些作品包括那一时期经常出现在她生活周围的阿波利奈尔的朋友,其中有不少诗人。

 
    这段时期,她开始画女性肖像,同时也开始为书作插图,这些插图多为漂亮女人,她喜欢用柔和的灰色、玫瑰色和蓝色作为画面的颜色主调,表现了一种宁静的智慧和迷人的抒情气息。她作为插图画家一时名声雀起。此后,她一生约为三十多部书画了插图。


    1913年,她三十岁那年,是她一生中的命运转折点。那年她母亲去世;与阿波利奈尔情人关系告终;与法国著名艺术商人保尔·罗桑伯格签署了一份长期合同(这份合同一直持续到1940年,保尔·罗桑伯格同时也是毕加索、勃拉克等人的代理商),合同规定将定期展出她的作品;阿波利奈尔诗集出版,其中载入了有关她的几首优美的抒情诗;作为“立体派”画家她已经成为著名人物,阿波利奈尔在该年发表的《论立体派画家》一文中写道,“立体主义”绘画使造型艺术发生了革命,它重新调整了美的秩序,并使人们学会以新的尺度来衡量完美,最终令画家的内心期望与绘画的可塑性达到了一种创造性的境界,并称玛丽·洛朗桑“就像莎乐美一样,使艺术得到了光辉的洗礼”;与德国男爵奥托·冯·瓦特根认识,一年后她嫁给了他。
    不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从那时起到1920年,这对夫妇一直流亡在外,先是逃亡到西班牙,分别在马德里、巴塞罗纳居住,之后又到德国。在这段时间她分别认识了当时已有影响的艺术家:罗伯特·德劳内、弗朗西斯·毕卡比亚等。这时阿波利奈尔正在尼斯参战,1916年不幸头部中弹,治疗后退到后方工作。1918年,他得流感后不治身亡,两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玛丽·洛朗桑听到阿波利奈尔的死讯后痛不欲生,几乎发疯。
    玛丽·洛朗桑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两次大战中间的三十年和平时期正是她创作的高峰期。她的许多代表作:《美惠三女神》(1921年)、《狄安娜》(1921年)、《少女与狗》(1921年)、《三少女骑马》(1925年)、《吻》(1927年)、《三少女》(1938年),肖像画:《保尔·吉劳姆夫人》(1924年)、《夏尔·德玛斯》(1938年)等就在那段时期完成。

 
    她在巴黎社交圈内广受欢迎,并为一些著名女性绘制肖像。而她为俄国芭蕾舞剧《牝鹿》设计舞台布景和服装,促使她开始涉及设计领域。《牝鹿》在蒙特卡罗和巴黎先后上演并获得了大量赞誉和高度评价。从此,“牝鹿”一词成为玛丽·洛朗桑的代名词。这段时期,她既作为一名肖像画家享誉盛名,同时也作为设计师投身于戏剧服装的设计;此外,她还画了大量瓷器画、撰写诗歌、在艺术学院担任教授。她成为当时巴黎的社会名流。

 
    1956年6月8日,她在巴黎自己的寓所中逝世,享年七十三岁。遵照她的遗嘱,安葬前,她身穿白色长裙,手持一朵玫瑰,胸前安放着一叠阿波利奈尔写给她的情书。可以看出,阿波利奈尔在她生命中的重要性,在内心深处她一直把自己看作是阿波利奈尔的妻子,身前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在走入墓地前也要完成这一心愿,哪怕是象征性的。玛丽·洛朗桑以艺术家的浪漫情怀,将葬礼变成了一场暗喻式的婚礼,这是艺术家独有的创造,也是她最后一幅惊艳世人的作品。

    综观玛丽·洛朗桑成熟时期的画作,与其说她的作品有“立体派”的影子,不如说她更多地受到“野兽派”的影响。说她是“立体主义”画派成员主要是因为她的创作与活动年代正好处于“立体主义”鼎盛时期,同时,她也与“立体派”成员关系密切。但是,对她作品基调进行分析,从中不难看出马蒂斯要比毕加索对她更具有影响力。


    她在作品中对造型的处理常常简练、明快,线条流畅和富有韵律感,大多运用了平涂法,将人物、场景作为一种平面装饰,减弱画面的深度感和物象的体积感,但并不像“立体派”那样将物象进行扭曲、变形,也去掉了古典绘画中的光和透视作用,而仅仅强调在主题表达中展示色彩的音乐般美感,将纯净的平面色块在画中组合以寻求一种富有变化的和谐性,犹如诗歌中的韵脚和节奏变幻,带给人美妙的体验和视觉享受。所有这一切似乎与“野兽派”热衷于色彩鲜明的视觉效果、采用线条勾勒和平涂绘法有着深切的关联。


    她早期作品中人物神情忧郁,背景色调也较黯淡,表现出人物自我迷恋的倾向和陷入一种深思状态中;如《持扇子的女人》、《化妆的女人》。逐渐,这一忧郁神情被一种平静所取代,色彩也相对变得明亮些,人物仿佛处在沉静的自我冥想中体会内心的诗意,这一倾向与自我迷恋稍有不同,只是易以让人错觉为迷茫;如《读书女》、《戴黑白相间羽毛饰帽子的少女》。


    到了成熟期,色彩似乎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它对主题的提炼达到了高度意象化的境界,将人物形象的处理和画面的构图统一在色彩感性中,传导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梦境化的美感。

《美惠三女神》、《狄安娜》在大片的绿色背景中点缀上女性服饰的粉红,在宛如湖水般清澈、明静之中流露着温婉和奢华,使人物形象更具有轻盈和优雅的仪态,展露着安谧、宁静的气氛,令作品在知觉层面上有着不易察觉的持久的冲击力。《持玫瑰的少女》、《吻》、《三少女》等作品中人物神态明朗、体态柔媚,但在这些相似点上每一幅作品又有着色彩的不同变化,而每一色彩的选用都显露出她微妙的内心情致。在她作品中,所描绘的具有动人容颜、婀娜身姿的女性形象上都附有羽毛、轻纱、花朵、丝巾等饰物来作为她翱翔柔美梦幻的翅膀,她喜欢用粉红、钴蓝、灰白、青紫、湖绿、柠檬黄等轻快而鲜丽的色彩来谱写她的华彩乐章,这一点如同阿波利奈尔的诗歌一样使作品充满着斑斓内蕴和深情意味。她的作品在当时的巴黎独树一帜。

    (本文刊登在《M创意》杂志04年1/2期)